剛過去的國慶長假，收派量和送餐量的上漲讓順豐收派員孫學鑫、美團外賣騎手劉亞飛比平時更忙碌，但兩人心里卻很踏實，這源于更多的收入，也與加入工會后的“保障感”“歸屬感”密不可分。
　　今年7月，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發展改革委、交通運輸部、全國總工會等八部門共同印發《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隨即全國總工會啟動“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入會集中行動”。
　　深圳工會以建設先行示范工會為目標率先響應，當月即制定出臺《深圳市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工會工作改革方案》，推出30項舉措，接著又發布了“一體兩翼”五重幫扶保障工作體系，針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開發了“E路守護”綜合保障服務，有效破解制約該領域工會發展的突出問題，實現工會組織和服務從“有形覆蓋”到“有效覆蓋”的提升，讓“流動”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回家”。
　　數據顯示，截至目前深圳已實名登記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工會會員已達3萬人，并推動美團（深圳）旗下深圳象鮮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個平臺企業建立工會。
　　“感覺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困難有了提出訴求的‘出口’，萬一發生意外也有了法律和保險服務的保障。”加入工會后，劉亞飛最切身的體會是“有了家的溫暖”。
　　“深圳各級工會要牢固樹立全局意識和大局觀念，主動適應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的蓬勃發展，順應勞動關系和職工隊伍的新發展新變化，加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權益保障問題研究，推動解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最困難最憂慮最急迫的實際問題。”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市總工會主席彭海斌說。
　　算法困局下的新業態勞動者
　　深圳目前登記注冊的貨運、快遞、網約車、外賣配送、電子商務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約170萬人，占全市職工總數的15%，成為深圳勞動力大軍的重要組成部分。
　　隨著數字經濟、共享經濟等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以貨車司機、網約車司機、快遞員、外賣配送員等為代表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大量涌現。
　　國家信息中心等有關方面調研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在互聯網平臺上獲取收入的網約車司機750萬人、外賣配送員約800萬人、貨車司機約800萬人、互聯網營銷師等網絡主播約3000萬人。
　　與傳統就業方式相比，新就業形態在勞動關系、技術手段、組織方式、就業觀念等方面，都表現出較大差異，展現出靈活性強、包容性強、自由度高等特點。
　　但其權益保障卻一直滯后于“三新”經濟的發展，特別是這類勞動者難與企業直接確認勞動關系，無法納入勞動法律調整范圍，導致其權益保障包括社保層級、生存狀態、組織程度、權利救濟等都亟須提升。
　　一組調查數據曾顯示：目前全國快遞員群體工傷保險參保率為38.1%，送餐員為11%；網約工中反映“治療職業病或工傷”“為治病欠下很多債”的達33.3%，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9.2%。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加入工會率僅為24.2%。
　　由于大多在戶外工作，勞動時間長、強度大，且作業模式被平臺算法精準掌控，外賣小哥送餐超時在電梯急哭、為準時送達快遞員險出車禍，甚至途中猝死等極端情況時有發生，引起坊間高度關注。
　　而這些情況在深圳也同樣存在。作為互聯網產業最為發達的城市之一，深圳目前登記注冊的貨運、快遞、網約車、外賣配送、電子商務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約170萬人，在全市職工中的占比已高達15%。
　　“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個體化、分散化，企業與職工、職工與職工之間的溝通信息化、碎片化，組織聯系松散。這部分群體的入會率與傳統產業工人相比存在較大差距，是當前工會基層工作的薄弱環節。”彭海斌說。
　　事實上，近年來，深圳工會已將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權益維護擺在突出位置。就在國家八部委和全總就此事相繼發文后，7月22日，深圳即正式發布《深圳市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工會工作改革方案》（下稱《改革方案》），堅持問題導向，推出30條具體改革舉措。
　　筆者注意到，《方案》力圖從建會入會、權益保護、服務方式、思想引領和素質提升等多方面破題，不僅提出探索多種建會方式，最大限度吸收這類勞動者入會，還督促平臺企業在制定規章制度和算法等重大事項中，聽取勞動者意見訴求，并將重點針對職業傷害、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保護等提供法律服務，探索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工會工作發展新路徑。
　　最大限度吸收入會的“深圳探索”
　　“勞動關系難以確認”是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難保障的根本原因。深圳工會突破現有制度，以依托平臺頭部企業及其下屬企業、關聯企業成立工會聯合會等方式，最大限度吸收該領域勞動者入會。
　　工會工作要實施改革，“建會”永遠是眾多“0”之前的那個“1”。
　　然而，在新就業形態領域要推動這個“1”的實現，不僅無法照搬和沿用傳統模式，難度也與以往不同，“改革創新”成為唯一出路。
　　深圳滴瑞工會聯合會專職副主席周寨偉對此深有體會。“由于網約車司機與平臺勞動關系難以確認，他們入會在法律法規上存在一定的障礙。”周寨偉說，勞動者與工作崗位的關系不再像傳統產業模式下那樣緊密，一個勞動者甚至可能跟多家企業發生關系。
　　而這恰是整個新就業形態勞動領域的共性現象。筆者了解到，目前該領域勞動關系大致可以分為兩種，即“勞務派遣關系”和“居間合同關系”。
　　比如，許多外賣平臺都是由第三方公司與騎手簽訂勞動合同，平臺再與第三方公司簽訂勞務派遣協議。而一些眾包公司則將自身定位為撮合平臺，僅與勞動者簽訂服務合同，因此并未與勞動者確定勞動關系。
　　但不管哪種形式，從直觀上看，平臺公司似乎都與勞動者不發生直接的勞動關系，成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難以得到保障的根本原因和最大“堵點”。
　　為破解這一難題，深圳市總工會突破現有制度，發揮工會聯合會（下稱“工聯會”）作用，分別依托平臺頭部企業及其下屬企業、關聯企業成立工聯會，依托區域性工聯會、行業性工聯會等直接吸收包括沒有勞動關系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入會。
　　以滴滴為例，2019年8月，深圳工會指導推動滴滴公司及其兩家合作公司（深圳市迪滴新能源汽車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申瑞汽車租賃服務有限公司）分別成立工會，吸納與其有勞動關系的職工入會，再由三家公司工會成立滴瑞工會聯合會，吸納滴滴平臺司機入會。
　　目前滴瑞工聯會共有會員1018人，司機會員880人。不僅在全國屬于首家，也為深圳近10萬名網約車司機從業者打開入會之門。
　　此后不到半年，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業態平臺經濟的創新企業——貨拉拉也成立集團工會。同年12月又成立了福田分公司工會，實現了平臺司機入會的新嘗試。
　　于2020年落戶龍華的美團（深圳）總部，目前在龍華區內注冊有8家關聯公司，近日其旗下公司深圳象鮮科技有限公司舉行工會第一屆會員大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這意味著工會組建“邁出第一步”。目前，龍華區18個美團站點共發展專職騎手會員1525人，會員發展比例高達98.7%。
　　“我們希望探索適應貨車司機、網約車司機、快遞員、外賣配送員等不同職業特點的建會入會方式，通過單獨建會、聯合建會、行業建會、區域建會等多種方式，做到‘哪里有職工，哪里就有工會組織’，最大限度把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吸收到工會中來。”深圳市總工會相關負責人說。
　　多措并舉解困“急難愁盼”
　　要牢牢維系職工，還需多舉措解決其“急難愁盼”問題。圍繞“一體兩翼”五重幫扶保障工作體系的謀劃部署，“E路守護”綜合保障服務應運而生，提供全方位保障，防止因病致貧致困，并普惠至家庭和子女。
　　2021年7月，深圳工會啟動集中建會攻堅行動。截至目前已實名登記的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工會會員已達3萬人。但這僅是開始，要牢牢維系職工，還需多舉措解決其“急難愁盼”問題。
　　根據《改革方案》，服務陣地建設方面，工會提出打造“1+11+N”陣地服務體系，即建設1家市級職工服務中心和11家區級職工服務中心，在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集中的重點區域和重點企業則建設N個職工之家和服務站點，并統籌規劃建設一批“暖蜂驛站”，為戶外勞動者提供飲水、就餐、小憩、如廁、上網、簡單藥療等小微服務。
　　權益保障方面，及時就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相關重大問題進行溝通協商，督促平臺企業在制定規章制度和算法等重大事項中嚴格遵守法律法規要求，通過職工代表大會、勞資懇談會等形式，聽取勞動者意見訴求。
　　同時，建立健全互聯網平臺企業、快遞物流企業“律師駐點”“律師入企”、勞動爭議律師代理等法律服務工作機制，重點針對職業傷害、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勞動保護等與平臺用工密切相關的問題提供法律服務。
　　更重要的是，深圳工會還根據外賣和快遞小哥、網約車司機等職業特點，構建了具有普惠性、常態性、精準性特征的幫扶保障體系。
　　“在深入調查中，我們發現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社保大多是按照二檔或三檔來繳納的，只有住院才能享受到，甚至住院也只有部分可以報銷，因病致貧致困的風險很大。”深圳市總工會相關負責人說。
　　為此，深圳工會推出“E路守護”，主要針對快遞小哥、外賣騎手和網約車司機等會員，以團體投保方式贈送其一年保障期的互助保障計劃和專屬意外保險，合計保障額度高達149萬元，保障內容涵蓋重大疾病保障、意外傷害保障、突發疾病身故（猝死）和第三者責任四大類12小項的綜合權益保障。
　　“他們在路上發生意外，即便沒住院，在門診急診也可以報銷，包括住院在內最高可報銷5.5萬元左右。同時，考慮到碰了其他車輛或不小心撞到人的情況，還涵蓋了第三者責任險。”深圳市總工會相關負責人說，該綜合保障目前保費免費，可覆蓋30萬新就業形態勞動者。
　　圍繞“一體兩翼”五重幫扶保障工作體系，市總工會為廣大職工尤其是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提供更多具有工會特點的普惠性、常態性、精準性服務。其中，“一體”是指工會生活救助、大病幫扶、子女助學等常態化幫扶工作；“兩翼”是指工會通過充分發揮市職工保障互助會和市職工解困濟難基金會的作用，為職工提供包括工會幫扶救助、職工互助保障、職工專屬保險、暖工基金、工友籌職工眾籌平臺等幫扶保障項目，提供分級分類分層的“五重”幫扶保障服務，累計最高保障額度可達300多萬元。
　　“在這一體系下，今年9月，我們已正式成立‘暖工基金’，通過市總工會投入引導基金、深圳市解困濟難基金會募集社會資金，計劃連續三年每年投入3000萬資金用于開展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關愛行動。”深圳市總工會相關負責人說。
　　攜手企業創造“雙贏”
　　新時代的工會和企業、勞動者的關系更加緊密，不僅是事業共同體，更是利益共同體。
　　構建和諧勞動關系，勞資雙方都不可或缺，工會則是雙方溝通的橋梁紐帶和“潤滑劑”。在深圳工會推動新就業形態勞動領域建會入會的過程中，已建會平臺經濟企業很快感受到工會的重要性。
　　周寨偉說，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工聯會除了為司機購買口罩、消毒液，還積極向平臺方及租賃公司為司機爭取減租降租。同年年中，眾多司機對平臺即將推出的“調價政策”、青菜拼車等有較大意見，矛盾一觸即發，工聯會火速收集司機訴求向主管部門匯報。
　　“在上級工會的幫助下，滴瑞工聯會組織10名網約車司機代表、5名滴滴出行各業務板塊負責人面對面溝通，就司機們普遍關心的派單機制、投訴問題、異地返程單等問題達成部分共識，現場無法回應或解決的問題也被帶回、上報總部研究。”周寨偉說，這樣的溝通是首次，司機代表們都表示滿意，對工會認知和信任都逐步加深，勞資矛盾也化解于萌發階段。
　　作為全網有63萬職工的快遞龍頭企業順豐集團也是最早開始關注對工會組建的頭部平臺，早在2007年即堅持“黨建引領、黨工共建”，在深圳成立集團工會，并推動所有成立黨組織的分公司同步成立工會組織，在全國快遞業中率先實現工會組織全覆蓋。目前自有入會率達到72.5%，其中深圳自有入會率為50%。
　　“為最大限度維護職工權益，我們探索發展勞務外包職工入會。僅今年上半年全網勞務外包職工新入會10多萬人。”順豐集團工會聯合會主席曾昭霞說，順豐工會已搭建起“工會熱線、工會官微、工會代表、走訪談心、直通車調研”五大職工溝通平臺，每月受理近千起職工需求。同時，與公司建立溝通協商機制，定期從集團層面代表職工與行政方簽訂《集體合同》和《工資集體協商協議》。
　　“企業的持續穩定發展，一方面要靠黨和政府扶持，另一方面要靠企業全體員工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共同努力，員工實現自我價值的過程就是企業蓬勃發展的過程。新時代的工會和企業、勞動者的關系更加緊密，不僅是事業共同體，更是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在國慶前夕舉行的“深圳市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集中入會儀式”上，順豐集團黨委副書記楊峰號召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保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合法權益，支持其組建和加入工會，并搭建更多技能技術提升的平臺。
　　上周，深圳工會又出臺《工會聯合會綜合改革工作方案》，根據其類型、職工人數、企業數量等情況，將全市941家工聯會分為一級至五級5個等級，社區、園區、樓宇等10種類型，實施精細化管理。順豐工會被列為一級工聯會，成為“領頭雁”。
　　“推進工聯會綜合改革、建設一套符合深圳產業實際的工匠體系，是多方協作、助推深圳工會綜合改革的系統工程。全市工會要以此為契機，將更多資源投放到基層工聯會，著力建設好產業工人、新就業形態勞動者、農民工、藍領工人等重點人群集聚的工聯會。”彭海斌說。
　　保障新業態勞動者權益深圳應先行示范
　　在互聯網蓬勃發展的大背景下，新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新就業形態領域的勞動者人數激增，但因其靈活性、共享性特點給傳統勞動關系帶來的巨大沖擊，“如何保障這一龐大群體的合法權益”成為現階段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
　　今年7月以來，以建設先行示范工會為己任的深圳工會，突破現有制度，連續推出眾多改革創新舉措，讓快遞、網約車、外賣配送等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有了實實在在的獲得感。
　　然而，這只是開局。作為互聯網產業最為發達的城市之一，深圳目前該領域勞動者高達170萬人，占職工總數的1/7左右。唯有更多力量投入其中，才能真正意義上推動其勞動權益保障，彰顯深圳先行示范區的魅力。
　　筆者試圖從三個維度進行觀察：
　　其一，系統工程需多部門合力。
　　盡管工會是職工“娘家人”，但維護勞動者權益是系統工程，非工會一家之事。這點在國家政策的發布中已可見一斑：今年7月出臺的《關于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的指導意見》就是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國家發展改革委、交通運輸部、全國總工會等八部門共同印發，足見此事的系統性和涉及面之廣，必須多部門形成齊抓共管的合力。
　　其二，破解新問題需立法先行。
　　“勞動關系難以確認”是該領域勞動者權益難保障的新情況，這背后既因平臺企業和勞動者之間權利義務不明確、地位不完全對等所致，也與制度規范跟不上新經濟新業態新模式快速發展的現實有關。以制度創新推動源頭治理，從頂層設計作出硬性規定，才意味著維護保障權益邁入了制度化、規范化階段。
　　事實上，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湯維建已建議，制定“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法”。深圳擁有特區立法權，或可在頂層法治設計上率先作出探索。
　　其三，平臺企業需有自覺和遠見。
　　全國總工會界別曾提交過一份《關于加強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的提案》，直言一些新業態企業刻意規避勞動法律，致使相當一部分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置于“裸奔”狀態。在深圳，各級工會推動該領域建會時，也發現部分企業存在“拖延、推諉現象”，這其中有出于成本負擔考慮的，也有出于“分權”擔憂的，即擔心工會成立后將威脅企業治理結構平衡。
　　但這都是一種短視的表現，平臺企業應充分認識到，做好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權益維護工作是促進平臺經濟長期健康發展的必然要求。只有解決好這部分群體工資收入、社會保障、勞動保護、職業培訓、組織建設、民主參與和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的問題，平臺企業才能將發展壯大建立在合法合規、健康有序的基礎上，從而推動平臺經濟行穩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