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延遲退休實施原則公布。“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按照“小步調整、彈性實施、分類推進、統籌兼顧”等原則，逐步延遲法定退休年齡。隨著延遲退休日漸臨近，關于該政策對年輕人就業影響的討論一直沒有停止過，尤其是職場上日漸顯著的“35歲困境”，加劇了人們對該政策擠壓年輕人就業的擔憂。

假如社會經濟系統處于靜止狀態，社會總需求不變，就業市場完全飽和，那么延遲退休意味著老年人的工作崗位不能空出，新成長的勞動力不能獲得工作崗位，從而處于失業狀態。顯然，就中國的社會現實來說，這一邏輯假設的前提條件并不成立。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趨緩，然而就業形勢始終保持大體穩定，即便受疫情沖擊，2020年城鎮新增就業仍達1186萬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十四五”時期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將保持在合理區間，這意味著就業總需求仍將持續擴張，延遲退休不會造成全社會就業崗位供應緊張。

中國人口結構轉變持續加快，中度老齡化階段和人口負增長階段即將到來，勞動年齡人口總量持續減少，勞動力市場供求格局總體上有利于求職者。“十四五”期末，15至64歲勞動力供給總量將下降到7.3億人左右，“十四五”時期勞動力供給累計將減少約3000萬人。按經濟增速保持在3%至6%區間估算，“十四五”期末中國勞動力需求總量將保持在約7.8億人。未來較長一段時期，中國就業總需求將超過勞動力總供給，就業總量矛盾將趨于緩和，結構性矛盾將成為就業主要矛盾。從勞動力市場角度來看，當前總體上勞動力供不應求的格局為延遲退休改革創造了良好環境，實施改革不會對勞動力市場供求平衡造成較大沖擊。

此外，老年人與年輕人就業之間也并非此消彼長的替代關系，而是更接近互補關系。延遲退休擠壓年輕人就業的觀點，是基于“勞動合成謬誤”的錯誤判斷，對此相關學術研究者已達成共識。國際經驗早已表明，老年人就業率與年輕人失業率之間沒有明顯正相關關系，在一定程度上，老年人就業率的提高還有助于促進年輕人就業。這是因為，有豐富工作經驗積累的老年人繼續活躍在勞動力市場中，能夠發揮人力資本的外溢效應，年輕人在與老年人的合作中學習，促進其積累人力資本；另一方面，延遲退休有利于增加勞動力供給，尤其是補充一些技能型和專業型崗位缺口，有助于增強經濟活力，擴大社會總需求，年輕人也將從中受益。

近些年來，世界多國宣布延遲退休年齡，退休人員重返勞動力市場已成新趨勢。2000年以來，主要發達國家老年人勞動參與率持續提高，經合組織（OECD）成員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勞動參與率在2000至2018年提高了約5個百分點，達15%，老齡化程度最為嚴重的日本，2018年這一數字達到25%，韓國甚至超過30%。退休人員重返勞動力市場并非完全出于生計需求，他們更看重能繼續與同事、客戶和社會保持聯系，更好地實現人生價值。

從長期來看，延遲退休有利于增強勞動力市場活力，對年輕人就業具有積極影響。即便從短期來看，延遲退休也未必會導致年輕人失業率升高。尤其在漸進式、有彈性、有差別地實施延遲退休過程中，延遲退休人員與年輕人就業之間的替代效應會緩慢釋放，能夠通過就業需求擴大逐步抵消。

當然，青年就業是一個世界性難題，青年作為勞動力市場中相對脆弱群體，呈現出失業率高、就業不充分、就業穩定性差的普遍特征，尤其在疫情持續影響下，就業形勢更加嚴峻。年輕人對延遲退休改革的復雜情緒，表面上看似憂心就業崗位可能被擠占，但從深層看更多的是對當前及未來就業形勢的焦慮，擔心自身就業能力不足可能導致失業風險。

延遲退休是中國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戰略的重要內容，當前這一改革對就業帶來的最大挑戰在于，中老年人群體的就業能力不足。在供給側，人力資本短板突出，當前處于退休前后的這一代人平均受教育水平偏低，接受新知識、學習新技術的能力較弱。在需求側，經濟和產業結構轉型推動就業需求結構變化，新興產業需要兼具“硬技能”和“軟技能”的復合型人才，中老年人適應這一需求轉變的難度較大。

延遲退休改革要與勞動力市場體系建設同步推進，尤其要注重人力資本積累。加快建立終身學習體系，關注“數字鴻溝”和“技術性失業”，加強中老年技能培訓，試點實施“教育券”或“培訓券”政策，確保延遲退休群體的就業穩定。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將高校畢業生和青年農民工作為防范大規模失業風險的重點，妥善做好退役軍人就業安置。加強青年技能培訓體系建設，鼓勵青年創新創業，廣泛拓展就業渠道，依托城鎮的社區、技能培訓中心、職業學校、普通高等院校等平臺，將失業或待崗的青年農民工、暫未就業的高校畢業生等群體吸納到本地教育和技能培訓體系中，為受到沖擊的青年建立“蓄水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