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6年我國實施“全面二孩”，到今年放開“三孩”，輿論場上一直有一種聲音：更寬松的生育環境，是否會間接影響女性就業？

近日，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的一項研究表明，就妻子而言，與生育之前相比，生育一個孩子，其就業幾率下降約6.6%；繼續生育二孩，其就業幾率再次下降9.3%。當然，這種變化主要體現在中等收入家庭。

在一定程度上，這些數據表明，一些人的擔心并不是杞人憂天。

曾經，面對“平衡事業和家庭，是不是給女性的陷阱？”發問，演員小陶虹霸氣回應，“這是一種習慣思維，為什么沒人拿這種問題去質問男性？”或許，確有一長串“女強人”名單，能夠證明女性可以家庭事業雙豐收。然而，金字塔尖上的女性本就鳳毛麟角，個案的成功不具備普遍意義。上述研究也表明，在高收入家庭中，孩子數量對就業影響不大。

體量更龐大的中等收入家庭里，女性承擔了更多生育與就業的雙重壓力。擺在這些職場媽媽前面的問題，是事業、家庭、育兒的“三角”如何平衡。不少表面光鮮的“超人媽媽”，或多或少都在承受生育帶來的“母職懲罰”，經常要以犧牲自我換取完美人設。

某招聘網站今年發布的《2021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顯示，已育家庭再生育的意愿很難被推動，過半數職場爸媽表示將“維持現狀”，不想再生。只有12.7%的職場爸爸希望生育更多孩子，愿意多生的職場媽媽只有5%。

女性是生育決策主體。提高社會生育意愿，如果不重視女性權益和需求，無異于緣木求魚。現實中，面對競爭激烈的就業市場和職場，一旦選擇生兒育女，不少女性要么遭受歧視，喪失一定求職優勢；要么被邊緣化，遭受“玻璃天花板”越設越高的命運，最后黯然神傷，無奈放棄或部分放棄多年的打拼成果。

無論男女，想在職場脫穎而出，應該靠干勁沖勁韌勁，而不是用性別論英雄。如果女性只能在生育和事業的夾縫中求生存，她們面臨的自我懷疑和身份危機，只會加劇“恐生”的情緒。

也就是說，在回答“想不想生”和“生了怎么養”問題時，女性應當被更多看到。

鼓勵女性自強自立，實現從“我都要”到“我都可以”，當然必須。但更重要的是，營造更公平的就業環境、更和諧的家庭環境，不讓生育成為女性就業的絆腳石和職場打拼的過重負累。

為女性權益兜底，是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的基石。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長宋月萍曾指出，“只有以女性為中心，引入性別視角，全社會，包括政府、企業和家庭都尊重女性的生育價值，幫助女性擺脫困境，緩解生育焦慮，才能將生育友好落到實處。”

自三孩政策落地以來，各地都在探索為職場女性松綁減負的法子，包括延長產假、育兒假，夫妻共享育兒假等。此外，進一步拓寬普惠性托育服務的供給渠道，也是有效破解“育兒難”的利器。

既能賺錢養家，又能貌美如花；既能在職場上披荊斬棘，又能將小家庭維護得井然有序。各方合力保障女性職場權益，是讓社會生育意愿從“心動”轉化為“行動”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