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2019年，全球工資增速在1.6%到2.2%間波動；如不計算中國的數據，這四年間的實際工資增速則在一個較低水平，即0.9%和1.6%間波動。在二十國集團的發達經濟體，實際工資增長在0.4%至0.9%間波動，而二十國集團的新興經濟體的增速更快——每年在3.5%至4.5%之間。從2008年到2019年，中國的實際工資增長了一倍多。在二十國集團的發達經濟體中，韓國工資增長最快（22%），其次是德國，實際工資增長15%。相比之下，意大利、日本和英國的實際工資則有所下降。

2020年上半年，由于新冠疫情影響，三分之二國家的平均工資水平或增長率面臨下行壓力；在另外三分之一的國家，平均工資的增加主要是人為作用，反映出低薪工人大量失業。疫情時期，平均工資可能會因就業結構的急劇變化而大幅扭曲，這就是所謂的“結構效應”。在巴西、加拿大、法國、意大利和美國，平均工資顯著上升，因為失業主要影響的是那些工資水平較低的人。相比之下，日本、韓國和英國的平均工資則面臨下降的壓力。為了維持就業，一些國家已經采取強有力的保留工作崗位措施，失業率的激增得到緩和。在這些國家，疫情的影響可能更多地體現為工資的下行壓力而不是大規模失業。

危機對低收入工人造成更大的影響，從而加劇了工資不平等。在許多國家，工作時間的減少對低技能職業的影響，特別是對初級工作的影響，要高于對高薪管理者和專業人士的影響。據估計，在部分歐洲國家，如果沒有工資補貼，收入最低的50%工人估計將損失工資的17.3%，遠遠超過所有工人的預計降幅（6.5%）。收入最低的50%群體工資總額在平均總工資的占比從27%下降了3個百分點到24%，而收入最高的50%群體所占比例從73%上升到76%。

許多國家在疫情期間推出或擴大了現有的工資補貼，以保障就業。在一些歐洲國家，臨時工資補貼可以彌補因工作時間減少而損失的約一半工資，并減輕危機對工資不平等的影響。在有數據可查的10個歐洲國家中，預計工資補貼可補償工資總額的40%，其中包括51%的工資損失是因工作時間減少而導致的。

為支持低收入工人，許多定期調整最低工資的國家在2020年上半年按計劃提高了最低工資。分析顯示，在全球60個定期進行最低工資調整的國家中，所有計劃于2020年第一季度進行的調整如期進行；而通常于第二季度調整的9個國家中，有6個在危機中仍按原計劃進行調整。在87個不定期調整最低工資標準的國家中，有12個國家在2020年上半年提高了最低工資標準，這一數字低于前一年。這表明，危機可能促使一些政府推遲了今年可能進行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