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互聯網和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一大批有影響力的數字經濟企業應運而生。這種基于互聯網數字技術，由數據驅動、平臺支撐、網絡協同的經濟活動單元構成新的經濟關系，它聯通參與交易的多個特定群體，為之創造互動機制，滿足所有參與者需求，為主要價值創造者貢獻盈利商業模式。如在產業互聯網、社交網絡、電子商務、第三方支付、搜索引擎、在線游戲等領域，既有專注深耕某一單一領域、構建獨特生態圈的企業，也有跨多個領域的大平臺、復合型平臺企業。數字經濟發展極大方便了居民經濟社會生活，提升了運行效率，在更好滿足消費需求、促進新舊動能轉換、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特別是疫情暴發以來，數字經濟順勢成為引領經濟增長的新引擎。“宅經濟”、“云辦公”、線上課、在線問診、VR看房……一時間，數字化成為一切產業的“必選項”，人們的衣食住行都與平臺發生著經濟關系。

然而，任何事物的發展都必然遵循某種定律和邊界，誠如列寧告誡的，“真理只要向前一步,哪怕是一小步,就會成為謬誤”。好的事物，如果出軌或偏離航向就會導致熵值增加，甚至適得其反。對數字經濟而言，從其異軍突起到“內卷化”競爭詬病，一個繞不過的問題逐漸浮出水面：如何守正創新、行穩致遠？

實體經濟是互聯網平臺的源頭活水

平臺經濟是數字經濟時代的典型代表。近年來，我國平臺經濟快速發展，在經濟社會發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同時也存在一些突出問題。在推動技術和產業變革朝著信息化、數字化、智能化方向加速演進的同時，其“另一面”諸如霸王條款、“二選一”、“大數據殺熟”、“價格歧視”等競爭亂象也愈演愈烈。資本紛紛涌入各大平臺機構，如果其野蠻生長，不僅危害消費者權益，還會抑制企業創新，推高市場成本，甚至有可能導致系統性風險。平臺經濟的規范和發展問題受到學界和公眾的空前關注。

今年年初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國家支持平臺企業創新發展、增強國際競爭力，同時要依法規范發展，健全數字規則。由此定下全年工作基調，要求平臺經濟堅持發展和規范并重，建立健全治理體系，促進公平競爭，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一段時間以來，有關部門陸續出臺監管舉措，從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戰略高度出發，完善公平競爭制度，改革市場監管體制，推進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特別是針對一些平臺企業存在野蠻生長、不正當競爭行為等突出問題，依法進行查處，有效防止了資本無序擴張，市場公平競爭秩序穩步向好。

最近，商務部、中央網信辦、發展改革委聯合發布《“十四五”電子商務發展規劃》，賦予電子商務推動“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助力“實現共同富裕”的新使命，明確提出了“十四五”時期電子商務發展目標和2035年遠景目標。《規劃》提出聚焦電子商務連接線上線下、銜接供需兩端、對接國內國外市場的功能定位，更有效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強調創新驅動、鼓勵新模式新業態蓬勃發展的同時，堅持底線思維，促進公平競爭，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這無疑為平臺經濟的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也給正在進行的“雙11”釋放出重要信號。

簡單的“稻草理論”：稻草丟在大街上，就是垃圾；綁在大白菜上，可以賣白菜的價格；綁在大閘蟹上，就是大閘蟹的價格……這形象地說明了價值共生的關系。平臺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是同樣的道理。實體經濟不行，平臺則失去源頭活水；實體經濟欣欣向榮，平臺才能借數字技術賦能進一步做大蛋糕。

數字經濟的未來在“脫虛向實”

一個共識已經深入人心：數字經濟本質上是一種市場工具，發展數字技術是手段、不是目的，根本的是要通過數字經濟的鏈接效應和數字化賦能，激活整個產業，最終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要言之，數字經濟的未來是“脫虛向實”，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發展新型實體企業。

數字經濟的初衷是給市場供需各方“搭橋”、“輸血”助力，其根植于上下游產業鏈的實體經濟中，“分一杯羹”而食之。從底層邏輯看，數字經濟的收益來源于產業鏈中實體經濟所創造的利潤。歸根結底，只有真正讓實體經濟發展起來，產業生態各方才可能共享發展成果。因此，數字經濟的重要功能是要血脈暢通，否則就會產生“梗阻”，或變“輸血”為“抽血”，從而損害整個肌體的健康。

數字經濟通過“實打實”助力實體企業增長，“脫虛向實”成為未來發展方向。當前，許多傳統行業的“痛點”在于價值鏈條過長，一環扣一環，有著較復雜的上下游供應鏈結構——從采購、研發、生產、銷售、市場、物流到售后等多個環節，由于周期跨度較長、流程繁瑣，企業為了提高效率往往選擇其中某個環節進行精益化生產，生產完之后再交給接續的下游環節，一層層流轉，形成閉環。這種鏈條式的產供銷流程會導致信息傳遞效率低，客戶反饋速度慢，協同性不高，整個行業過于強調標準化而難以滿足用戶的個性化需求，導致行業內形成了一種“各自為政”的散、亂局面。這種傳統模式顯然無法適應當前發展需求，完全可以在信息更精準匹配的下趨于優化，這正是數字技術企業大有可為的空間。

平臺型企業可以對產業鏈供應鏈進行整體性把握，實現價值鏈的全流程管理。比如，針對性削減或壓縮鏈條上的低效環節，實現“去中介化”，讓供需雙方直接對接，大大提升了供給側反應速度，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另外，還可以開展供應鏈金融業務為優質實體企業創新融資渠道和方式，降低融資成本，如應收賬款融資、倉單質押融資等。

當數字企業越來越多地實質性參與實體經濟價值創造，在某種意義上，它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新型實體企業”。

“新型實體企業”助力實體經濟發展

并不是所有數字技術企業都能深度參與實體經濟的價值創造。那些深耕產業鏈供應鏈的新型實體企業，往往是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的成熟代表，它們持續推動技術創新，擁有卓越的數字能力，可以有效帶動供應鏈上下游的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和網絡化、智慧化發展。

不管是這些新型實體企業是依托數字經濟起家，還是由傳統實體企業數字化轉型而來，它們之所以能“盤活”供應鏈，概因有三大共性特征：

一是具備實體企業基因屬性，直接承擔商品和服務的生產、流通任務；

二是具有數字技術創新能力及豐富的場景化應用，依托數據資源和技術稟賦優勢，改善自身經營效率，并引領相關領域的數字化升級；

三是具有“基礎設施運營商”的實力，能夠在工業生產、商品流通、信息通信、民生保障等領域，建立技術賦能、普惠共享的生態底座。

近年來，一大批擁有傳統實體基因、同時具備強大數字技術和能力的“新型實體企業”脫穎而出。日前，中國企業評價協會發布的《新型實體企業100強》測評結果顯示，華為、京東領跑百強榜，一同上榜的還有京東方、大疆、寧德時代、藥明康德、北汽、比亞迪等企業，類型涵蓋智能制造、信息技術、智慧能源、智慧醫療、智能交通等眾多新興產業領域，同時也包含了伊利、洋河、陜鼓集團等一批傳統行業中推進數字化轉型升級的領先企業。

不難發現，這些新型實體企業除了具備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核心競爭力，還有兩方面突出特質。一方面是“厚重”感，重固定資產投入、重人力資源配置，建設了大量的社會化基礎設施。正是這種“厚重”，為新冠疫情沖擊之下我國經濟穩增長和防風險提供了堅實支撐。另一方面，強調“科創”。無一例外將科技創新應用視為企業發展基石，重視通過數字科技、基礎材料創新，推進“強鏈補鏈”與節能降耗，賦能全產業鏈供應鏈資源優化配置。

其中，又以京東最有直觀代表性。與許多互聯網企業相比，京東曾因“太過笨重”而格格不入，曾因打破產業邊界、推動全方位無界合作而存在隱憂，曾因在智慧供應鏈上不斷投入面臨財報壓力，也曾因包攬起了傳統行業采供和代理商職能而遭遇挑戰，但正是這種扎扎實實的“打法”，使京東逐步具備了領跑新型實體企業的實力。

國家“十四五”規劃指出，“堅持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強化基礎設施支撐引領作用，構建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現代產業體系。如此，大力發展像京東一樣兼具實體企業基因屬性且兼具數字創新能力的新型實體企業，將成為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重要力量，勢必在雙循環新格局中發揮巨大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