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在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最后一場委員通道上，全國政協委員、農工黨寧夏主委戴秀英表示，農民工的社會參保率非常低。她提出，要允許社保隨著農民工走，社會保險能夠在全國范圍內轉移接續，建立全國的社會保險公共服務平臺。
　　
　　長期以來，農民工合法權益受損的情形一直存在。他們不僅難以享受穩定的社保，很多時候，連最起碼的工資也難以如期、足額拿到。每到年根兒，農民工討薪就會頻頻出現在社會新聞中。而為了能夠引起政府重視、社會關注，各種花式討薪也一再刺激人的眼球。這實在是一種令人痛心的現象。也正因此，在農民工連基本勞動報酬都很難順利得到的情況下，討論社保，討論規范的勞務合同，多少顯得有些奢侈。
　　
　　對于天然處于弱勢的農民工而言，這一群體遭遇的權利損害，往往并非一端，而是相互關聯的。比如，我們說農民工法律意識淡漠，不注重簽合同，由此導致了一旦工資被拖欠，往往難以追溯維權。同樣，由于缺乏連續性的就業，社保也難以連續起來。凡此種種，均呈現為一種混合式的樣態。
　　
　　這背后，折射的其實是當下社會治理過程中農民工缺乏制度救濟的現狀。
　　
　　先說合同。在用工呈現短期化、項目化的情況下，農民工就業當然很難穩定。而當人力資源供大于求，勞工總是處于被擠壓的時候，則簽訂合同無異于用工方自縛手腳。若以此強調農民工不注重個人權益，顯然是一種苛求。
　　
　　再說社保。國家統計局發布《2017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我國農民工總量達到2.8億人，超過全國人口總量的1/5。而在2014年時，農民工平均各項社會保險的參保率不足20%，參保率最高的是工傷保險29.7%。
　　
　　農民工參保率為什么低？根據人社部相關規定，農民工必須要連續繳納15年的保險金，才能夠享受養老保險金。而對于難以實現連續就業的農民工而言，這樣的規定顯然缺乏操作性。
　　
　　現實地看，并不是農民工不愿意離社保更近些，而是在農民工與社保之間，有著很多阻隔。如何消除這些阻隔，僅僅靠情懷、靠農民工自己提高權利意識，遠遠不夠。
　　
　　這就要求，必須從制度層面解決問題。一方面，下大力氣優化農民工的就業環境，依法保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整個社會要營造一種“零容忍”的氛圍，而不要互相扯皮，把責任都推給別的部門，讓農民工在轉圈圈兒的過程無處訴說。這其實是一種普惠制的就業基礎工程，必須進一步完善、優化。
　　
　　另一方面，在社保層面，也應該因人而異、因地制宜。既然農民工的就業很難實現連續性，則相應的制度設計就應該根據實際情形調整。據披露，人社部正在制定社會保障的管理服務條例，希望農民工的心聲能夠被聽得見。
　　
　　作為現代化建設的主力軍，農民工承擔了城市里很多臟活、累活和苦活。他們容易受到疾病、工傷等侵襲，他們也需要社保這個保護傘的庇護。對此，制度層面和社保層面都應該做出更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