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是手段，社會發展是目標。深圳經濟特區在實現經濟騰飛的同時，也要注重社會高質量發展。通過加強社會經濟保障制度建設，強化社會凝聚，提高社會包容，促進社會參與，充分協調好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讓人民群眾感受到實實在在的獲得感。

經濟特區的興辦，是黨和國家為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行的一項偉大創舉。深圳作為我國改革開放后首批經濟特區之一，其發展一定程度上可以體現出我國社會發展的縮影。

經過40多年的發展，深圳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地區生產總值從1980年2.7億元增至2020年2.77萬億元，經濟總量位居亞洲城市第五位；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85年0.19萬元增至2020年6.49萬元，增長32.9倍，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

然而，與經濟增長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社會發展相對滯后。隨著經濟發展水平提升，人民的需求層次開始由單一物質型向發展享受型等多樣化多層次轉變，教育、醫療、住房、生態環境等未能有效滿足人口快速增長需求，尤其是民生領域的短板問題日益突出，基礎學位不足、房價居高不下等問題引發社會持續關注，成為深圳社會發展面臨的“老大難”問題。此外，伴隨著經濟發展而引發的收入差距擴大、社會分化加劇、社會凝聚力下降等現象也是當前深圳面臨的重要問題。

由此可見，經濟增長并不等于社會發展，發展還涉及人民福祉和需要的滿足。源于歐洲的社會質量理論為解決經濟增長與社會發展不平衡問題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視角。與單純追求GDP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不同，社會質量理論以“社會”為導向，強調人的社會性以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系，關注的是一個社會的經濟保障、社會凝聚、社會包容和公民對于社會生活的積極參與程度，這對于理解如何提升深圳社會發展質量具有重要意義。

什么樣的社會發展才能切實提升人民福祉？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次會議上提出，“把改革方案的含金量充分展示出來，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獲得感”概念的提出為社會發展與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平衡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和實踐指向。“獲得感”不僅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直接產物，還是社會發展成果的“試金石”，更是衡量人民群眾在多大程度上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的重要標準。

獲得感的內涵本質上與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宏偉藍圖密切相關。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總體布局是“五位一體”。堅持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的有機統一，全面提升我國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因為人是社會人，社會發展與社會建設每個維度的變化都會影響人們的主觀感受。因此，人民獲得感也必然涵蓋“經濟獲得感”“政治獲得感”“文化獲得感”“民生獲得感”和“生態獲得感”五部分，五個維度既相互貫通又相互促進。基于課題組在深圳市的調查數據分析可以發現，當前深圳市人民獲得感處于中等水平，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具體維度上，深圳人民的生態獲得感水平最高，其次是文化獲得感、民生獲得感和政治獲得感，經濟獲得感水平最低，處于中等水平以下，說明深圳人民的獲得體驗存在很大的不均衡性，深圳社會發展與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之間仍存在一定差距。

因此，提升人民的獲得感，不僅要推動經濟增長“量”的擴展，更要注重社會發展“質”的提升。只有堅持以人民的訴求為導向，以發展為目標，不斷改善民生，注重社會公平正義，才能保證人民群眾的獲得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為此，深圳市未來的發展方向要關注以下領域的提升。

一、加強民生建設，提高社會經濟保障水平

就業作為立身之本，是最大的民生保障工作。要繼續推進積極就業政策，通過開展職業技能培訓，提升勞動者就業能力，完善企業用工制度，充分發揮工會在構建和諧勞動關系中的作用，推動深圳市向更高質量、更充分、更體面、更穩定的就業方式轉變。同時，擴大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空間，大力推進“粵菜師傅”“廣東技工”“南粵家政”三項民生工程；加強失業監測預警機制，擴大失業保險覆蓋范圍，提高就業穩定性，尤其要為農民工和高校畢業生等群體的就業與創業提供更多支持。在經濟保障上，鼓勵創業，拓寬居民收入渠道，提升低收入群體的民生保障水平，縮小社會收入差距。在住房方面，加強對房價的調控力度，完善公共住房監管機制，推進落實“4＋2＋2＋2”深圳住房供應和保障體系；破解空間資源瓶頸，推進深圳社會保障、住房公積金與周邊城市之間的對接轉換；繼續推動深圳住房向經濟適用、品質優良、綠色環保的高品質方向發展；建立租購并舉的住房保障制度；改善住房環境、尤其是城中村的住房環境問題，注重住房周邊公共服務設施和生態環境改善，推進深圳花園城市建設。

二、提升社會公平信任，促進社會團結

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是保障人們獲得體驗的現實條件。在經濟和社會快速轉型時期，人們對于資源分配非常敏感。深圳作為我國首個人均GDP過萬美元的經濟高度發達城市，人民經濟獲得感水平相較于其他維度卻最低，這可能與當前較大的收入差距所引發的社會不平等問題相關。因此，政府需要加快社會體制改革，完善利益分配機制，保障各個群體都能共享社會發展成果。社會信任是社會團結的基礎，也是經濟社會長期繁榮的內在動力。但隨著社會轉型和市場化的推進，人們逐漸從熟人社會走向“半熟人社會”，社會信任，尤其是特殊信任不斷被削弱，因此，政府要大力倡導互惠互利、榮辱與共的價值理念，開展志愿服務建設，發揮深圳“志愿者之城”“關愛之城”的優勢，在不同的個人與社會群體之間搭建起社會信任的良性互動機制，推進普遍社會信任的建立；同時，大力弘揚“敢闖敢試、敢為人先、埋頭苦干”的特區精神以及“敢闖敢試、開放包容、務實尚法、追求卓越”的新時代深圳精神，通過核心價值觀的培育喚起民眾對深圳市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提升社會凝聚力。

三、減少社會排斥，推動城市開放包容發展

社會包容不僅是衡量社會成員在客觀上被整合進各類社會系統的程度，而且反映了人們在何種程度上主觀感知到自己被其他社會成員支持、尊重和認可。深圳作為一座移民城市，人口的復雜性和多樣性較高。因此，要大力弘揚深圳開放多元、兼容并蓄的城市文化，保障各類社會成員都能有尊嚴地生活，最大限度減少因性別、年齡、疾病、戶籍等因素產生的社會排斥。具體措施包括：提高社會性別平等意識，全方位優化婦女發展環境；建立健全無障礙城市建設，實施殘疾人服務設施提升工程；推進落實城市生活困難群眾再就業扶持，從“兜底型”救助向“發展型”幫扶轉變；建設老年友好型城市，讓老年人更好地獲得智慧社會帶來的技術便利；大力推進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促進外來人口的社會融入。同時，倡導“包容性”社會政策，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建設，重點解決在教育、醫療衛生、住房保障、社會服務等領域存在的供給不足和分布不均問題，不斷提升公共服務的公平性和可及性，保障所有社會成員尤其是弱勢群體的資源供給。

四、提高社會參與，建設社會治理共同體

當前社會治理中普遍存在居民社區參與率較低、形式參與和被動參與等問題，導致社區在臺上唱主角、居民在臺下當觀眾的局面。結合我國國情和城市社區治理經驗，社區黨組織建設可以為居民與社區的良性互動搭建起溝通平臺。因此，未來深圳市要充分發揮社區黨建引領作用，提高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積極性，運用大數據、物聯網、AI智能等信息化技術，構建“黨建+科技+治理”模式，拓展居民參與渠道。此外，要激活社會力量。當前深圳社會組織的發展總體水平不高，便民利民服務類、公益慈善類、環境保護類等社區組織數量較少，由此導致社會組織參與基層治理的專業性不強、有效性較低。“專門化、專項化、專業化”社區志愿者隊伍和社區社工隊伍的專業化與職業化發展程度較低，與深圳現代化國際化大都市的實際需求不相適應。因此，政府要積極培育各類社會組織，推動社會組織在各類社會事務上“提質增效”，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協同、縱向管理與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形成一個具有深圳特色的“社會治理圈”，在共建共治共享中提升人民的獲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