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共享經濟理念蓬勃發展，基于互聯網、大數據平臺而產生的商品、技能、知識共享和服務交易等新型業務模式層出不窮。與此同時，傳統商業格局以及用工模式也在悄然發生著深刻改變。

當勞動者的工作半徑從有形的車間、辦公室，拓展到無形的網絡，如何界定運營主體與以服務人員身份出現的從業者間的關系？雙方的權利、義務又該如何厘清？這仍是當前在理論和實踐中都亟待解決的問題。

誰是“網約工”的“真東家”

國家信息中心數據顯示，目前我國共享經濟的服務提供者人數約為7000萬人。而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通過互聯網平臺提供服務的勞動者群體，即俗稱的“網約工”。龐大的從業者基數，加之傳統勞動關系認定標準難以完全適應新業態要求，使得互聯網平臺用工勞動爭議案件呈現多發態勢。

4月10日，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發布《互聯網平臺用工勞動爭議審判白皮書》及相關典型案例。根據調研，2015年至2018年第一季度，法院共受理網絡平臺用工勞動爭議案件188件，六成以上的訴求是勞動關系確認；在審結的171件案件中，超過84%的案件雙方對是否建立勞動關系存在爭議。

早在2013年，我國第一起網絡約車平臺與通過平臺提供服務的駕駛員之間的勞動關系確認案件就已走進公眾視野。記者查閱以往的案例發現，名義上同為互聯網平臺用工，對從業者與互聯網平臺之間的勞動關系，法院判決結果卻可能迥然不同。

以“好廚師”案為例，從業人員張某根據上海快樂公司運營的“好廚師”APP派單，上門提供烹飪服務。為證明其與該公司存在勞動關系，張某提供銀行卡賬戶歷史明細清單、押金收據、工作服、背包以及其他類似案件的一審判決書，而公司主張雙方是合作關系，并提交雙方簽訂的合作協議進行證明。一審法院判決雙方存在勞動關系。二審法院維持原判。

然而，通過“美美噠”APP提供服務的美甲師馮某在勞動關系判定上卻得到相反的結果。法院認為，馮某與平臺之間簽訂信息服務協議后接受業務信息安排，但可自主選擇工作時間、地點，因此無法確定馮某受平臺所屬公司的勞動管理，雙方不構成勞動關系。

北京市勞動和社會保障法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黨委書記林嘉教授指出，有些用人單位為規避義務，可能在有些條款里面故意放松對勞動者的管理控制，導致其與勞動者之間看上去沒有勞動關系。因此，司法實踐中，判斷從屬性時不需要從工作內容、工作時間、勞動報酬、是否提供勞動等所有條件出發，應選擇最主要的因素進行判斷。

北京朝陽區法院民五庭副庭長吳克孟認為，勞動者通過“互聯網+”模式獲取業務大致有三類情況：“第一種是指派業務，消費者把消費信息告訴平臺，平臺又指派給勞動提供者；第二種類型是共享業務，平臺獲取消費信息后，會將信息廣泛分享或者說共享，潛在服務者根據一定規則進行‘PK’，產生具體勞動力提供者進行服務；第三種是混合型，勞動力提供者既可接受平臺指派，也可以通過獲取信息自主選擇進行服務提供。”他指出，對于不同經營模式所產生的勞動爭議，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并不平等的“結盟”

“有時一個差評就意味著一天的活白干了。”快車司機聶師傅說，當乘客下車時，他會適當提醒：“麻煩給個‘五星’。”互聯網平臺為追求服務質量，“以罰代管”并不鮮見，像快車司機或外賣騎手等處于“弱勢地位”的從業者卻并沒有太多“討價還價”的空間。

“網約工”的議價能力低不僅體現在遭到“處罰”的問題上。行業“紅利”結束后，之前因高收入涌入平臺的司機，對于收入分成等涉及自身利益的制度變化同樣無可奈何。

“以前補貼多，這兩年補貼越來越少，收入也跟著‘縮水’。”雖然如此，快車司機鄒師傅對于他所在平臺今年3月推出的號稱“年入16萬不是夢”的“平臺司機收入保障計劃”同樣不認可，“進入這個計劃就相當于成為專職司機，每年預計到手10萬元左右，但要隨時聽從調度，人家讓去哪就去哪，每天差不多要干14小時。可要不加入，就會遭遇不公平的派單和收入政策。”

此外，靠完成計件承運任務獲得收入的機制也會讓不少專車快車、代駕司機陷入疲勞駕駛，甚至出現意外事故。“我是網絡代駕司機，工作中被車撞傷骨盆，多處骨折，可公司卻沒有理會。我沒有勞動合同，只有合作協議，不坐班也沒有固定工資，像這種情況可以要求工傷賠償嗎？我去仲裁委詢問過工作人員，他們也不敢確定有勞動關系。這場官司到底能不能打？”在線上法律咨詢平臺，像這樣迷茫而焦急地等待著“答案”的“網約工”并不鮮見。他們“勢單力薄”，一旦發生侵權糾紛，收集和保存相關證據的能力有限，難以通過法律途徑獲得救濟，往往最后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傳統勞動用工致力于用勞動關系長期化制度保障企業與員工之間的信任與忠誠，如今，勞動關系雙方正走向相互投資、共同受益‘結盟’。這種模式符合公司實現靈活用工的需要，能夠快速調整經營規模，免去裁員和招聘的苦惱，也不用考慮獎金、保險、退休金之類的繁瑣事務。”廣東工商學院副教授何沿表示，“但在現有條件下，大多數勞動者并未強大到可與互聯網平臺這樣的‘疑似用人單位’進行平等合作、對等共商。”

非正規就業也應得到正規的保護

“錢都是一筆筆掙出來的，待不下去了就回老家。”在58同城平臺從事上門家政服務的姜阿姨表示，自己現在就跟“單干”的個體戶差不多。她的同事流動性也很高，對于所從事的職業并沒有歸宿感和安全感。

“國家應該充分意識到這一變局對原有職業結構的影響，以及可能產生的信息化社會的新階層體系。”中共北京市委黨校社會學教研部講師杜鵑及其調研團隊得出結論，“平臺新‘制造’出來的就業崗位，實際上繼承并強化了非正規就業的問題。如何在充分發揮互聯網優勢的同時，有效遏制資本野蠻增長，重新反思勞動價值、尊重勞工權益，是互聯網經濟蓬勃發展過程中不能規避的問題。”

在熱情擁抱互聯網的同時，新時代的勞動者也應處于勞動權益保障網的蔭庇之下。“一方面對勞動關系認定要慎重，為新業態發展留出生存空間，另一方面要以公權力強制干預的方式矯正勞動關系雙方的強弱差異，給予勞動者以傾斜性的保護。”何沿認為。

“保護勞動者的正當權益將成為我們在案件審理中考量的重點。”在對近年來法院針對互聯網平臺勞動爭議司法實踐進行說明時，北京市一中院副院長孫國鳴指出，一是要遵照現有法律規定，嚴格把握勞動關系認定標準尺度；二是要以保護勞動者權益為基本原則，在維持用工關系多樣性的同時，對勞動者獲得社會保障待遇等，需要進行同步的制度創新；三是要對新型經營模式給予適當寬容，法院應發揮司法的能動作用，尊重“互聯網+”等多樣化用工模式，保護并促進平臺經濟、共享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