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最后一天的總理記者招待會上，李克強總理強調，保障就業的重點是農民工就業，要善待農民工，不僅要提供他們打工的機會，而且要保障他們所得。
　　
　　總理所關心的問題其實也是今年兩會的重點問題，穩定就業預期的關鍵在于穩定流動人口的就業，而農民工是流動人口就業的重點。
　　
　　那么如何穩定這個群體的就業呢？3月13日，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閉幕前，全國政協委員戴秀英接受記者采訪時稱，“我國農民工現在有2.8億人，由于他們的工作不穩定、流動性大，所以他們的社會參保率非常低”。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看，戴委員所言不虛，直到2014年農民工的五險一金的參保率不足20%，參保率最高的是工傷保險29.7%，醫療、養老、失業、生育參保率分別為18.2%、16.4%、9.8%、7.1%。其實僅以流動人口論，農民工這類城鄉人口流動的參保率也低于城市間流動人口的參保率。根據2014年的統計，城市間流動人口的參加養老、醫療、工傷、失業和生育保險的參保率分別為46.2%、44.56%、36.24%、36.91%和26.6%。總體看，流動人口的社會保險參保率都很低，但是農民工群體，即城鄉流動人口的參保率尤其低。低參保率說明農民工就業相關社會保障有限，就相關性而言，低參保率也意味著宏觀就業帶有一定不穩定性。
　　
　　農民工參保率低，有許多原因。誠如戴委員所指出的那樣，目前社保制度規范與農民工工作特性不匹配，導致大部分農民工沒有意愿參與社保。以養老保險金為例，人社部規定必須要連續繳納15年的保險金才能夠享受此保險。但農民工的跨省就業的流動性大，很難達到規定的年限。再者，農民工相關法律權利也是另外一個原因。農民工對于簽署勞動合同、獲得全面法律保護的訴求較低。其工作的基本要求主要為兩條，首先工傷得到及時的治療，其次工資不被拖欠，這也導致了農民工參保率低。
　　
　　如何解決目前農民工參保率較低、農民工法定權利權益主張意愿低等問題？戴秀英委員建議應建立城鄉統一的戶口登記制度和居住證制度，出臺農民工社會救助制度，加強對農民工社會保障權益知識的宣傳，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具體而言就是兩條建議，其一要允許社保隨著農民工走，社會保險能夠在全國范圍內轉移接續；其次建立全國的社會保險公共服務平臺，讓社會保險多在網上走，農民工少跑腿。
　　
　　戴委員的建議是從兩方面入手，既謀求解決制度障礙，也旨在提高農民工主觀權益訴求的意愿。但是從制度設計角度而言，仍然是不夠的。農民工參保率較低事實上是當前中國流動人口參保率普遍較低的子問題。雖然說農民工所代表的城鄉流動人口參保率過低，進一步拉低了流動人口的參保率，但是其所顯示的是整個群體的問題，所以應該立足于整體，先全面解決，再有針對性處理。
　　
　　根據2014年普查的數據，中國目前的流動勞動力的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的參保率為19.62%、18.57%、19.38%、15.38%和11.28%，參保率都比較低。流動人口的參保率受到流動范圍、遷移模式、定居性和定居意愿幾個因素的影響。就流動范圍而言，相關研究數據顯示，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的城鄉流動人口參保率比東部地區低。表面看來，重點要加強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社保參與度，但是如果納入就業選擇和定居意愿等因素，則可以發現事實并非如此。如果以職業分類看，城鄉流動人口中，制造業參保率最高，建筑業、批發零售業，以及社會服務業的參保率較低。就企業性質分類看，城鄉流動人口中，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和無單位人員的參保率也遠不如機關事業單位。
　　
　　就當前中國而言，影響社保參與率的職業因素和地區因素已經疊加，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活動不斷聚集化，勞動力作為一種經濟要素，也必然的向東南沿海聚集，就業本身也在東南沿海地區聚集。要想提高農民工等流動人口的社保參與率，也都必然需要考慮到人口流動的流動意愿和流動方向，因為這反映出了勞動力的定居意愿。
　　
　　其實就社會保障制度本身而言，傳統社會的流動性較低，所以一般的社會保障問題也就是養老問題，而養老問題在我國一般是家庭養老。
　　
　　但是，在工業化城市化驅動的現代經濟時代，出現了大量的遷徙人口，這就帶來社會保障問題復雜性和多樣化。所以，為了更好的保障人口流動，也是為了更好的實現經濟增長，德國英國才開始建立社會保障體系。這一體系的目標是保護人口流動性和遷徙權，對流動人口提供有效的社保保障。可以預見，如果一個社保體系更多類似一個納稅體系，那它是不能對流動人口的流動與就業提供有效保障的。一些經濟發達的地區，樂于收社保，而不斷提高定居門檻，在未來這些地區需要進一步推動本地的公共服務均等化，吸引這些流動人口安居樂業，積極參與社保，這是提高中國流動勞動力參保率的重要途徑。
　　
　　在當前情況下，我們確實應該提高社保本身的流動便捷性。但是，更進一步，城市也應該不斷降低流動人口遷徙定居門檻，增強其提供公共服務的主動性，讓流動人口真正愿意參保。